围绕安卧在鲜花丛中的周恩来的遗体
生活中有许多人抱着" 有事有人, 无事无人" 的态度, 把朋友当作受伤后的拐杖, 复原后就扔掉。此类人大多会被抛弃, 没人愿意再给他帮忙; 他去施恩, 大概也没人愿意领受他
的情。
某君便有一个这样的朋友, 是很好的例子：" 我有一个高中三年同学, 而且是十分要好的朋友。我们进入了同一所大学, 刚开学, 她就主动地当了班级干部。有人说：地位高了, 人就会变。自从她上任后, 见到我, 有时干脆装做没看见, 日子久了, 我们就疏远了。但她有时也突然向我寻求帮助。出于朋友一场, 我总是尽心尽力地做我所能。可事后, 她老毛病又犯了, 我有种被利用的感觉, 却无奈于心太软。就这样她大事小事都找我, 其他朋友劝我放弃这份友情, 这种人不值得交。当我下决心与她分开时, 她伤心地流下泪, 她除了我竟没有一个朋友。"
周恩来在人际交往中就很有人情味。长征途中, 当时任民运部部长兼政委的杨立三, 坚持亲自给重病的周恩来抬担架, 他和同志们在饥寒交加中, 抬着周恩来走出沼泽泥潭的草地后就累病了。1 9 年后, 杨立三去世, 身为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 坚持要亲自给他抬棺送葬。
1 9 3 7 年6 月, 周恩来在崂山遇险, 护卫他的十多名警卫战士光荣牺牲。事后, 周恩来和另外三个虎口脱险的同志合影留念, 周恩来在照片背后写上" 崂山遇险, 仅余四人" 。这张
照片一直珍藏在他贴身的衬衣口袋里, 直至病逝才被人发现。" 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 这就是周恩来的人格魅力。难怪在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 围绕安卧在鲜花丛中的周恩来的遗体, 群众的泪水把地毯洒湿了一米多宽的一圈。
毋庸置疑, 在某些" 实用型" 人物的眼中, 所谓的" 人情" 便是你送我一包烟, 我给你几块钱, 就像借债还钱, 概不赊欠。这种一次性的交际行为看似洒脱, 实则包含了太多的困惑与无奈。诚然, 受助者也许在短时间内不愿再次开口求助, 而实施援助行为的一方其实也没有必要固守" 事不过三" 的古训, 当人家确实有困难而无能为力的时候, 尽管你已经帮助过他, 尽管他不好向你开口, 但作为知情者, 你不应无动于衷, 而不妨再次主动伸出援助之手。事实上这种" 后继有人" 的交际行为能够赢得更大的" 人情效应" , 即使受助者一时无力给你回报, 但你的行为风范, 你的崇高秉性, 已被更多的人所知晓。
大家更加觉得做战俘是可耻的
在日本人看来, 那些美国战俘光是投降这件事就够让人觉得可耻的了。即使没有受伤或者得病, 也已经是个" 废物" , 没有资格再被称为" 完人" 了。许多美国战俘都坦言, 在俘虏营里大笑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这会极大地刺激看守。在日本人眼里, 没有什么事情比做战俘更让人感到可耻了, 而美国人居然不懂得这个, 这简直让人无法忍受。另外, 美国战俘必须服从的一些命令, 也是日本军官要求俘虏营的日本看守们必须遵守的。尽管日本哨兵只是要求美国战俘不要公开违抗规定, 要他们慢慢学会如何隐瞒自己的违章行为, 可美国战俘还是觉得哨兵的管制太严。战俘们白天外出修路或上工厂做工时, 按规定是禁止从外边把食物带回来的, 但这个规定常常是一纸空文。因为只要把水果、蔬菜偷偷地包起来, 不让上头发现就行了。但是, 一旦被发现, 那就是犯了滔天大罪, 因为这意味着是在向日本哨兵的权威挑战, 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在俘虏营中, 对于" 恶迹" 和" 叛逆" 只能是严惩不贷。
在战争初期, 很多日本士兵深信：一旦被捕, 敌军肯定会虐待战俘, 甚至会把他们杀死。所以大家更加觉得做战俘是可耻的了。在日本国内有一个广泛流传的谣言, 说美军的坦克都是从在瓜岛战役中投降的战俘的尸体上碾过的。一个视死如归的日军最大的骄傲就是能与敌人同归于尽, 即使在被俘后他们也会这么干。就像一个日本战俘所说的那样：" 既然已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献给胜利的祭坛, 如果临死前不能做出什么壮举那才是奇耻大辱呢。" 正是这种思想才使美军倍加警惕, 也使日军不愿投降。投降可耻的思想已在日本人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虽然这与我们所理解的一般战争惯例有所差异, 而日本人却视为理所当然。我们的一些行为在他们眼里也不可理解。他们非常吃惊地说, 居然会有些美军战俘要求把自己姓名通知本国政府以便让自己的家属知道自己是否还活着,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他们实在无法理解, 为什么美国人对被俘一点都不感到羞耻。西方士兵和日本士兵之间在行为上最具戏剧性的差别是日军在被俘后竟会与盟军合作。日军不知道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应该怎么办。
作为一名日本人, 他已没有什么名誉可言, 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直到战争就要结束前的几个月才有人说, 不论战争结果如何, 他们都希望能够回国。还有一些人则要求处决自己。他们说：" 如果你们规定不许这么做的话, 那我就要做一个模范战俘。" 他们比模范战俘表现得还要好：一些老兵和多年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给美军指出弹药库的位置, 仔细说明日军兵力的部署情况, 还为美军写宣传品, 甚至还与美国飞行员同乘一辆轰炸机去攻打军事目标, 好像他们的生命又开始了崭新的一页。虽然内容完全不同, 但他们此时的信念却与过去同样坚定。
当然, 美国人没有期望所有的日本战俘都会做出1 8 0 度的大转弯, 因为美军对日本战俘的认识不是这样的。但是, 日本人的行为准则似乎是：一旦选定了一条路就全力以赴; 如果失败了, 就很自然地再选择另一条道路。他们这种行为方式给美国人管理战后的日本人一定的启发。就像日本人在战时的其他特殊行为一样, 战后它们引起了我们对日本人生活方式的重新思考。它们不仅涉及到日本人民赖以生存的环境、各种机制运行的方式, 还涉及到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行动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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